论文模板

中国近代国防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宋体,二号)

 

刘祖爱[1](楷体,四号)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4(仿宋,小五)

 

[  ]  中国近代历史上,国防科技 充满着太多的梦想和苦难。从道器结合、内外结合及人才选用结合等角度,阐述了中国近代史国防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与启示。研究表明,无论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进国防科技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关键词]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天河超级计算机(楷体,小五)

 

The 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Times New Roman,小四号,黑正体)

 

                    LIU Zu’aiTimes New Roman,五号,白正体)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4, China)Times New Roman,小五号,白斜体)

 

 

  AbstractTimes New Roman,小五号,黑正体)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national defense technology is related to dreams and tor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Dao and Qi, internal and external, talent selection,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drawn from history. It finds that Qing dynasty, Beiyang Government,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have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technologies in different degrees.Times New Roman,小五号,白正体)

  Key wordscivil-military fusion; coordinated innovation; Tianhe supercomputer

 

 

    中国国防科技近代化和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历代中国仁人志士追求中国梦、强军梦的首要目标。无论是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进国防科技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但是,这段历史充满着太多的豪情与苦涩,同时这段历史也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经验与教训。(宋体,五号)

 

  一、坚持“道”与“器”的有机统一,科学规划与指导国防科技发展(黑体,小四)

 

  关于“道”与“器”的关系,从理论上讲,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重道轻器。这一思想,要么强调要“以道御器”、“器为道用”,要么强调“道本器末”。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在于“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近代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世主张,本质上就是“道本器末”观念的体现。二是重器轻道。这是对“重道轻器”思想的否定,如“道因器成”。三是道与器并重。这种观点,要么强调异质的“道”与“器”并重,要么强调同质的“道”与“器”并重。中国近代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就是强调异质的“中学”的“道”(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与“西学”的“器”(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并重。维新变法派突破了把“西学”局限于单纯的科学技术、器物制造等方面,把“西学”中有关政治学说与儒家经史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在某种程度上则反映了其对“西体西用”的崇尚,主张在学习“西用”的同时进行“中体”的改革以建立与“西用”相适应的“新体”。综观“道”与“器”的关系,道与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重道轻器”和“重器轻道”一样,都是不对而有害的;即使“道器并重”,也容易造成实践中的工作重点的多元化而影响真正重点的突出。笔者认为,应坚持“道”与“器”的有机统一,即在“道”与“器”对立统一中,坚持“道”弱就补“道”,“道”塞则变“道”,“器”弱就补“器”,以维持“道”与“器”的基本协调。

  “道”与“器”的关系反映在军事领域,主要是军事谋略、武德与军事技术的关系。历史证明,军事技术是军事谋略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军事谋略必须与军事技术有机结合,才能成为致胜的谋略。军事技术本身不是谋略,但是否重视科学技术,如何处理军事谋略与军事技术的关系,却是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

  第一次科技革命始于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1785年)以及汽船、蒸汽机、火车的出现,导致以轻工业为主导、以蒸汽动力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疯狂的对外殖民扩张。以“重道轻器”为核心要件的东方治国治军传统,使得重谋尚勇、重人而轻物、爱好和平的兵学传统延绵数千年,中国在闭关锁国、盲目虚骄中错失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从而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悲剧。

  在19世纪中叶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发电机、电动机导致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汽车、飞机等新交通工具的创制,电话、无线电报新通讯手段的发明,体现出科学同技术开始密切结合的趋势。中国的洋务派“中兴名臣”们克服重重阻难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以此为旗帜开展了30多年以“器变道不变”为整体特征的洋务运动,这是中国治国治军方略的重大转折。但是,洋务运动不仅理论上依然停留在“道本器末”和“以道为体,以器为用”的层次,而且实践中仅停留在器物层次的战争准备,从而延缓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治国治军之“道”的深刻反思,这种“只变事不变法”、“只改器不改制”的军事改革尽管可以暂时战胜国内装备更加相对落后的起义军或革命军,但是在反抗外国强权侵略战争中依然一败涂地。

  历史证明,科学革命引起技术的进步,先进的技术及其应用成果反过来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社会全面性的变革;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同样要需要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社会条件的支撑。军事领域历来是技术革命的试验地,每一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军事社会革命性变化;国防科技的快速发展同样要需要相应的文化观念、国防战略和政策、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经济技术基础等诸多社会条件的支撑。因此,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致命的。军事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中起托底作用,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就不能独立,安全就没有支撑,发展就没有保障,人民也会遭殃。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井喷式”发展。这些年,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与世界军事强国相比差距还很大,特别是一些核心关键技术和“命门”仍掌握在别人手里。如果缺乏足够的危机感、紧迫感,不尽快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就难以在未来战场上克敌制胜。面对新一轮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我们必须坚持“道”与“器”的有机统一,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发展。

  首先,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正视新军事变革存在的客观性,坚持以军事战略创新为先导,坚决破除“机械化军事思维”思维定势,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形成与强军目标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其次,要正视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的严峻现实,放眼世界,着眼发展,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加速信息化建设发展,促进机械化与信息化融合式发展。

  第三,坚持科学技术是军事变革的根本基础,要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前沿、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前沿,实施科教兴国、科技强军战略,加强基础研究,科研仪器创制和科技帅才的培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军事科技和先进武器装备,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切实打牢武器装备研发、制造和熟练使用等器物层面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同时,要重视以此为基础的军事战略战术的谋划,实现人、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和战略战术等要素在军事斗争中的有机统一。另外,军事变革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变革与之相配合。否则,军事变革不可能深入持久。

 

    二、坚持自力更生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的国防科技发展路线

 

  中国近代国防科技事业是在一片空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近代国防科技发展过程中,历代统治集团着眼于提高军火自制能力,曾通过外购西方武器装备并大量引进机器设备、聘请外国专业人才,逐步建立起了一批军事工业,初步解决了近代众多军事装备的有无问题。可以说,近代中国军事工业产品涉及当时主要兵器种类。但是,外国的频繁入侵和国内此伏彼起的社会战乱、基础薄弱的国内工业和科学技术,加上落后的社会管理制度等原因,导致在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中长期存在着“两低一少一多”的问题,即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低、技术储备少和低水平重复项目多,“军火自造”的努力不时遭遇到“自造不如外购”思潮的挑战。实践证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与外部引进相结合是推动国防科技发展的有效路线。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国防科技发展的根本途径。自主创新主要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方面。原始创新系关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集成创新系关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进行新开发的能力;消化吸收再创新系关把引进的技术跟自己的情况结合进行新的创新的能力。历史证明,尖端技术决不可能从国外直接买来,惟有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把装备建设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民族独立是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基本前提。在近代中国,长期的列强入侵和社会动荡是妨碍近代中国自力更生地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首要因素。西方列强的长期入侵不仅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浩劫了中国长期积累的社会财富,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一次次战败后,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一笔又一笔的巨额赔款和经济掠夺,像吸血管一样,抽干了中国的骨髓,失去了造血功能的中国经济日益枯竭。

  在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和聘请外籍专家是加速发展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必要条件。在国内科学技术、工业基础水平与近代化军事科技的发展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使国内科学技术、工业基础不能满足近代化技术装备发展所需要的产品研发、材料技术、加工技术和试验技术的要求。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历代统治集团均十分重视跟踪国际军事技术动态,并花费大量的资源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和聘请外籍专家来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但是,国内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和攘外安内的强烈的军事需求带来长期急功近利式的引进和仿制,使我国的军工体系缺乏自主创新的经济资源和社会环境支持,甚至存在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落后机制,缺乏独立持久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育。此外,西方列强出于侵略中国或间接从中国谋取更多利益的战略考虑,不是垄断操纵国际军火价格,就是降低输出技术设备的水平,甚至对中国军火禁运和技术封锁,使得中国对外的技术引进几乎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

  在发展中国国防科技事业进程中,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与外部引进相结合,必须面向世界,跟上世界军事变革和发展的潮流,积极借鉴各国军队特别是发达国家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着力推进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保障能力建设,这是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国防科技发展经验与教训的结论。在实践中要注意三点:在依靠自身力量与争取外部援助的关系上,要将立足点牢牢放在自身力量基础上;在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关系上,要将一些核心关键技术和“命门”着眼点放在自主创新上;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吸取世界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三、针对特定的政治经济技术的历史环境,建立有效的军民融合机制

 

  作为中国近代国防科技事业的指导者和组织者的清朝廷、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不是焦头烂额于反侵略战争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屈辱外交,就是忙于镇压革命进步力量的反抗,甚至忙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甚至军阀混战。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频繁的武装入侵、此起彼伏的人民革命斗争和统治集团之间的军阀混战,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这种宏观的历史环境,一方面为军事技术乃至国防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牵引力,另一方面又严重制约了军事技术和国防科技发展所必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经济技术资源的有效供给,甚至给艰苦创办起来的兵器工业及有关设施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以晚清朝廷为例,作为中国近代国防科技事业的启动者和组织者,由于其在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的无能和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对清朝廷的不信任甚至武装反抗与日俱增等,致使其行政管理作用不断萎缩,除了勉强维持统治以外,已经没有能力去履行一个宏观管理者本应履行的各项职能,无法集中动员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来支持军事变革,无法通过对社会的强力整合与控制,克服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来领导变革。

  国民经济技术和社会治理的落后,无力为中国自力更生地发展国防科技事业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恩格斯讲:“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列强进行的军事变革,是以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为基础的。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向海外开拓市场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原动力,为了向海洋发展的需要,海军力量建设得到明显加强:开始制造铁甲蒸汽战舰,由风帆战船时代向铁甲蒸汽舰船时代过渡;开始使用后装线膛枪炮和无烟火药;开始进行潜艇的试验;水雷和鱼雷作为一种新式海战武器开始投入使用。同时,以工业革命为基础,海军作战方式和方法发生变化,而晚清军事变革却是在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进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军事的发展。

  在民间资本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廷“官办”了一批新式军事工业,随后为“自强”而“求富”,采用“官督商办”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解决军事费用、原材料及运输等问题。但是,这些企业在经营方式陈旧,仍是以封建方式去经营管理近代企业,没有将这些企业发展为由商继办或转归商办,造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限制压迫。由于生产关系陈旧,洋务企业经过二三十年经营,大多越办越不景气。国防科技工业基础仍然薄弱,始终未能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教训发人深省。在这种情形下,中国虽一度“强兵”在先、“富国”滞后,但“强兵”既不能生产“安全产品”、维护国家生存权益,又不能创造“发展红利”、拓展国家发展利益,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持的晚清军事变革,也就只能是浅尝辄止。因此,无论在工业化初创时期,还是工业化的深度发展时期,均要围绕富国与强军的统一,着力在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制造业、交通运输、技术储备、人才培养和储备、物资储备等重点领域,有目的性、有选择性地确定合理的军民融合规模,选择有效的融合方式,构建有利于融合的多种渠道和平台,建立规范高效的运行机制,增强融合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建设与国防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在清廷当局内部还存在着尖锐的“宫廷斗争”,使得军事变革成为权力争夺的一个砝码。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每一项改革主张,几乎都受到清议派和顽固派的阻挠和反对。而两者的矛盾,又成为慈禧太后培植势力、独揽大权的“阶梯”。“辛酉政变”后,她一方面重用和支持洋务派,同意他们推行“自强新政”;又一手扶植那些反对奕诉和洋务派的顽固势力,用以牵制洋务派的势力,显露其玩弄权术的高超手段,并最终形成了晚清慈禧太后唯我独尊的政治局面。以奕诉为首的洋务派只能是慈禧太后操纵权力的棋子,军事变革也只能在不触动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天平下,战战兢兢地匍匐而行。如在成立天文算学(算学就是数学)馆方面,慈禧就是通过施展其政治手腕,巧败持反对态度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山东道御史张盛藻、直隶州知州杨廷熙等守旧派得以实施;而在1880年,刘铭传提出的修建铁路一议,却因“不利禁民”、“需费至数千万”[2]而束之高阁。留美幼童的中途撤回,北洋海军后期的停滞与落伍,更是统治集团内部意见纷争、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的严重后果。

  而新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就得益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建立的全国军民大协同体制机制,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力量等方面军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大力协同才攻克各种技术难关。现代武器装备创新往往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工程技术综合、管理系统复杂、社会影响巨大的大工程项目,单个或者少数科学家难以胜任,国家往往组织大批优秀科学家集体攻关。任何统治集团如果没有科学开明的治国理政观念,加之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的内耗,军民分割,不能营造有利于军事改革的良好氛围和凝聚起军事改革的正能量、不能充分动员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不能确保社会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实现军民有机融合式发展,那么任何军事变革和持续发展必将步履维艰。

 

  四、坚持人才优先战略,注重国防科技人才培养

 

  富国强兵,离不开民智的开化、文明的发达,特别离不开大量科技人才的涌现及其专业才能在富国强兵进程中的充分发挥。漫长而稳固的封建专制社会,既有内容繁杂的封建伦常礼教思想的内核,又有体系完整、功能完备的皇权大一统的政治框架,把人的思想和行为严密地、牢固地束缚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施手段。这种从灵魂到肉体的封建桎梏不但作用于社会的政治生活,而且渗透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思想艺术的各个方面,充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浸润着人们的心灵,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保守力量。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一些开明人士认识到中国落后之根源不单纯在军事装备、经济和技术,主要在于人才的缺乏,在于文化教育的不健全,在于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的偏狭,在于治国理政理念的僵化与落后。如王韬指出:“国之强弱何由哉?为土地有大小欤?为士卒有多寡欤?抑为器械有利钝欤?蓄积有虚实欤?余以为皆非也!然则何由?人才之盛衰为之也[3]。”因此,转变人才观念、发展近代文化教育培育近代人才,不仅是洋务运动重要内容,而且成为推进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的战略措施,并在军事变革的各个阶段取得了一些成就。如通过引进外籍人才传播西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举措,培养一批新式人才;通过批判、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顽固的封建教育枷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起了筚路蓝缕之功。

  要推进军事变革,就要对人才在军事变革中的作用、人才的素质标准、人才的培养机制、人才选用机制等基本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然而,近代中国统治阶级在内忧外患不断的历史环境下,不仅投资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十分有限,而且有限的人才资源不能得到应有的使用,这些进步性人才或者被传统僵化的科举体制拒于门外,或者被不同利益集团所争夺,或者放弃科学改从事政治革命活动。

  以晚清为例,据统计,从1862年到1895年洋务派创办各类学堂虽达25所之多,但这些学堂层级不高,涉及范围不广;设在京师的少,地方的多;内地的少,通商口岸的多;低层次的多,高层次的少;满足特殊需要的专业教育多,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教育少;科学理论教育少,应用技术训练多。就封建统治者办洋务教育的内容来看,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学堂教育中仍保留科举制,如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广东陆师学堂,为了笼络学生,都规定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使得学生对科甲正途时时不能忘怀,口读英语,眼看西书,心却在八股;教育以“中体西用”为宗旨,水平低下,如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课程除“专门学科外,并重中文,兼读孝经、圣谕广训”[4],广东陆师学堂“限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使得学生中学尚有可观,西学几同面墙;虽然聘请教师教习,但所谓天文、舆地、算学、化学只不过初习皮毛而已,专门研究并精通西学者却寥寥无几等等,特别是种种传统观念体制弊端,使得洋务学堂无法培养出近代社会所急需的人才,且这些有限的近代人才不能得到有效的使用,这些因素导致近代洋务教育在表面风光之后停滞不前,于是建立在薄弱的文化教育基础之上的富国强兵,随之土崩瓦解。从根本上来看,由于近代军事人才严重缺乏,晚清很难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以打造真正的新式军队;由于缺乏掌握先进技术、战术的人才队伍,晚清很难夺取和保持反侵略战争上的主动权。

  当前,建设与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要求相适应的人才队伍,是我们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既要要密切跟踪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按照信息主导、体系作战的要求,大力培养新型军事人才,重点抓好优秀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又要在全军进一步兴起学习信息化知识、掌握信息化装备、提高信息化技能的热潮,提高官兵信息素养,增强官兵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创新能力和军事战略战术谋划及实践能力,以更好地肩负起强军兴军重任,有效履行军队职能使命。

 

参考文献(黑体,小四)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宋体,小五)

  [2]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4]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刘祖爱,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宋体,小五;要注明作者学历、职称、研究方向等)